爱琴海的阳光

『名人面对面』 秦怡：气韵自苦寒来 (2011-06-03 10:47:52) 作者：许戈辉

 标志性的满头银发，永远带着慈祥微笑的脸庞，镜头里的秦怡老师总是那么雍容、端庄、淡然、优雅，美丽似乎从未从她身上散去，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闪耀动人的光芒。七十二年的艺术生涯，五十多个银幕和话剧角色，曾经的影剧舞台“四大名旦”之一，不了解的人很难看出这位已有9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一生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和磨难。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捐出几乎等于全部积蓄的20万元，令很多人动容。她只是淡淡地说：“儿子已经去了，现在没有牵挂了，愿意把这些存款捐出去帮助灾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由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主办的“秦怡艺术馆”于2011年5月27日落成。展览全面回顾了秦怡老师跨世纪的艺术生涯，并沿着她的足迹，对我国的戏剧、电影历程进行了整理和归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为仍活跃在影视剧坛的艺术家，以个人姓名命名的第一座艺术展示馆。

 抗战中走上演艺之路

许戈辉：筹备艺术馆的过程等于您把自己的整个艺术生涯也重新梳理了一遍，有很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回忆吧。 秦怡：艺术方面我主要有话剧和电影，可惜现在很多资料寻找起来都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演话剧的最盛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照相机都是宝贝，而且当时住过的三个地方都炸掉了，资料很少留下；另一方面是后来文革中毁掉了。我想建这个艺术馆的最大好处是让文艺工作者和观众之间有了一个平台，不论是研究人员，还是普通的观众、文艺爱好者，都可以通过这个艺术馆，了解演员，了解文艺创作过程，了解作为文艺创作背景的一个时代。

许戈辉：您当年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据我了解您是一个挺有反叛意识的女孩子，少年时代就从大户人家离家出走了。

秦怡：是，16岁，因为抗日战争的洪流把我卷进去了。全面抗战以后，我们这些学生经常向政府请愿，也去演街头剧、参加红十字会等等。整个国家社会的时代背景就是那样，青年们更是坚决地要参加抗战，书念不下去了。上海当时也受到很多次轰炸，我心里恨极了，这种情绪在当时是普遍的，有一天趁着家人不知道，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在早晨5点钟偷偷跑出去。当时我年纪最小，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我是去参加抗日战争，想到前线去打仗，也可以做战地护士。但因为我年龄太小，一起去的人他们不同意，怕我这么小就牺牲了。我自己想的是目标既定就永远追寻，和他们到了武汉。刚开始在军队做文书，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份工作对抗战没有实际价值，就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去教战士们唱抗战歌曲。当时战士们的生活很惨，吃穿都没保证，又很容易生病，我们一唱那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他们马上就坐起来，这还是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许戈辉：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秦怡：是的，尽管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但在那种时候其实更需要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虽然没做什么别的事请，但还是起了一点作用。后来我们去了重庆，而我之所以演戏，是为了维持生存，因为活下来我才能去抗战。刚到重庆的时候感觉前途茫茫，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有一次跟着别人去看话剧，在门口等她，应云卫导演和史东山导演从后台出来看见了我，他们问我喜欢话剧吗，喜欢演吗？后来他们托人找我去演话剧。因为要挣钱，我去了，但我没想到演戏这么难。头一个戏我只有一句台词，我拼命地练，一句台词念啊念，睡睡觉也起来念，吃吃饭也念，人家说这小孩子发疯了练的。我不懂什么是创造人物，这些都没有学过，反正每一次都去问人家有经验的演员，但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不是演戏的料，因为我是封建家庭出身的，很腼腆，放不开，再加上遇到了一些坎坷的事情，心情很差，1940年我就离开了。1941上半年，他们又来找我演曹禺改编的一出独幕剧《正在想》，让我演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嬷嬷。当时我只有19岁，但我把那个服装一穿，妆一化，倒真的有点感觉了。因为我那时病了很久，人本来就瘦一些，打一把洋伞，挂一个黄布袋，在镜子面前走来走去，越看越像。当时就忽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欲望，创作欲望。本来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要演了，但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说这个姑娘会演戏，她演的是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演得挺好。这个独幕剧得到了好评，又唤起了我喜欢电影、喜欢文艺的感觉。1941年中共南方局成立了一个话剧团，中华剧艺社，我加入了。团里生活很艰苦，但是艺术氛围非常强，我演的第一部剧是《大地回春》，他们说是一炮打响，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只觉得是碰上了，那种有关亲情和爱情的痛苦我能体会，自己和戏里的角色非常相似。

许戈辉：好像您总是强调运气的部分，而不强调自己的努力。

秦怡：因为这是事实，我真的是碰上了。应云卫导演很聪明，他明白我能演好什么角色，他给我机会让我演。并不是我演技真的多好，只是那时的思想感情很合适演那种哭哭啼啼、有很多问题和矛盾的戏，各种各样的条件碰到一起，就成功了。 许戈辉：那后来的作品里，您觉得从哪一部开始，您不是碰上了，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琢磨研究，把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 秦怡：还是应云卫导演，他马上要我演第二部剧《天国春秋》，我只有一场戏，他要锻炼我，培养我，让我重要角色也演得好，次要角色也演得好。我演一名青楼女子，但她非常有头脑，是爱国爱民的。这场戏很难演，她的外形和生活习惯是要符合那样一个身份的，但她的思想意识有另外一个高度。我在这一场戏里倒是演的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爱国爱民这点我有基础，青楼女子的生活我虽然没有，但这一段戏的矛盾冲突在于她不愿意屈服于敌人，所以虽然难，但还是可以演出来。剧本是阳翰笙写的，他非常夸赞我。后来在《大地回春》里，我又演了一个可怜虫一样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人物，演了很多革命的戏。但我又一次离开了，因为自己慢慢成熟起来，知道了喜欢的是什么，明确了要做什么事，一定要往这个路上走，去追求。当时我已经成名了，成了所谓“四大名旦”，给我的戏都是主要角色，但是我不想演，那种戏是我不喜欢的，所以我只能离开，就去了西康。西康有铜铅锌煤矿，我就先下煤矿，去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下煤矿是这样，爬到中间的时候会缺氧，很多人会就这样憋死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爬，但是我坚持，他们坳不过我，就让两个煤矿工人在我前后，我爬不动的时候就拉着、推着我。爬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快死了，是被他们一个拉一个推硬给弄出去了，就是这样。我不会去做煤矿工人，但是我经历了这个苦难，体验了那种生活。那时候一个煤矿工人只能活六年，而且真正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都是破的布条在身上挂着。我问，明明知道只能活六年，为什么还要做呢？他说姑娘，不做的话一天也活不成，确实就是这样。当时就感觉世上还有活得这么苦的人，受到很深的教育和震动。

许戈辉：他们生活得苦是迫不得已，您却是去自找苦吃。给您重要的角色，您不喜欢也不演，偏要演那些小角色来磨炼自己，还下煤矿去体验生活。

秦怡：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吃过苦的人同情心特别强，要尝到那个苦头，体验过了之后就会永生不忘。吃过苦的人才会有成就，遇到再苦的事情也不怕。一个人一生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时期，像我们十几岁就经历抗日战争，家破人亡，总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是大时局的改变，你必须去经受。因为我经过了那些苦，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样样都很满足。苦难是可以克服的，幸福是要自己去争取的，要忍耐，要坚韧不拔地抱着一种希望，这样就能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磨难痛苦，淡定接受 许戈辉：您有没有抱怨过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因为我了解您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来自婚姻和家庭的不幸。 秦怡：这个问题看怎么去解释。爱在生活里很重要，那些痛苦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我有时候想想我跟金焰，头七年非常的好，一切如意，还有了孩子，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起给孩子洗澡或者做这做那，想着我们的将来，孩子长大的样子，那时很开心。

 许戈辉：当时外界看您和金焰老师是金童玉女般的一对。

秦怡：是啊，连外国人也这样讲。婚礼来了一个法国导演，说这对夫妻实在是太少有了。其实之前没想到要结婚，因为我前面一段婚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而且我有很多工作，很忙。我觉得只要有爱情就可以不结婚，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心心相印了，结婚只是个形式，当然这个形式是让两个人有更多地时间爱下去、走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没有感情了结了婚又怎么样呢，卿卿我我只是一时，所以我更愿意我们两个人事业蒸蒸日上，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如果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思想是共同的，有这样的基础，我们的感情会维持得更久。虽然后来我们有些矛盾，但一辈子都没有吵过架，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我不是那种很能干的家庭妇女，只是脑子比他转得要快一点。他是个特别能干、特别有才华的人，会做菜，会做衣服，会开车，样样都会，他拉提琴，拉完了以后自己会做一个，我很崇拜他。我们是一种偶然性的遇见，但也是必然性的结合。但后来，在生活上我们两个人是有距离的，我这么忙，经常在外面演戏，他经常在家里，我一年到头很少有时间陪他。他也是很热爱事业的人，原以为解放以后可以大干一场，没想到才48岁就一病不起，他病得太早了。1962年开刀以后，不能吃不能喝，他自己治疗自己，总算活到73岁，但这段时间过得非常苦，中间还经历了文革，不能看病，不能吃药，一年到头躺在床上。病越来越严重，年纪也越来越大，心情自然不会好。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忙得疯了似的，一个戏接着一个戏，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很难给他照顾和安慰，感情上就渐渐疏远了。

许戈辉：有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家中，您要面对丈夫和儿子两个病人，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会冲您发脾气，而您自己也患过肠癌，所谓相由心生，我觉得作为女人，如果自己的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困难，受了这么多苦，她看起来会很凄苦沧桑的吧。可是您在所有观众的印象里边，一直是很从容、很美丽的，好像是一个生活得非常安逸和幸福的人。您心里苦吗？

秦怡：是很辛苦的。但是我想开了，想通了。不然怎么办呢，丈夫是这样的病，躺在床上，三顿饭都不能吃，他自己治疗自己，要不然早就活不成了。儿子是这样的病，你跟他没有办法，他不理睬你，他什么都不懂，他什么行为自己都不知道。我只能研究，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能治，发病是在什么情况下。那时我拍戏必须要带着他，因为放在家里没人能照顾。夏天他发病更厉害，因为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烦，他就从忧郁转到狂躁了，一火了就要打人，要打就打我，因为我一天到晚叮嘱他吃药，我就是他的敌人。他在发病最严重的时候认为自己没有病，他要知道自己有病了就是好了。在最后的十二三年里他都知道自己有病，所以就非常懂事，讲话非常得体，还很有学习劲儿，学画画，能背下所有毛主席的诗词，到临死都是这个样子。

许戈辉：我想什么药也比不上您作为一个母亲，给他的包容与爱。如果您能够回过头去重新选择，您会选择放弃拍戏、放弃自己的事业，更多陪伴在丈夫和儿子身边吗？

秦怡：我不会放弃。事业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想如果我没有了事业，可能跟他一样心情不好，他也是对事业很认真的人，只是因为身体限制没法再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和遗憾的，遗憾了又怎么样呢？事实就摆在那儿，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比如那时他病得很严重的关键时刻，我放弃一个戏，回来在他身边照顾他多一点，可能我们两个会更好地走下去。可当时想的是好不容易可以多演一些喜欢的戏，他还不要紧，家里还有人照顾他，老是那么想。 宽容之心有大爱

许戈辉：文革的时候您受到很大的冲击吗？

秦怡：也不算有，我始终没有挨过打。可能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拍戏，那些老工人是非常护我的，那时有人叫秦怡出来怎样怎样，老工人会说秦怡做了什么了，我们看着她长大的。听着那些话我心里很感激。其实那个时候要来打你、骂你的人，他们自己也在受骗，也不明白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革命，都是年轻人，不认识什么大的问题。以后慢慢明白了之后，他们还到我家里来看我，说我那个《北国江南》的戏演得好极了，我想以前你不就是拿这个来整我的嘛，但是他们很好，我也没有那种什么隔阂了，就算了。

许戈辉：所以我想在文革中，您没有受太多的皮肉之苦，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戏好，一方面是因为人好。

秦怡：因为我就是随和的脾气，从来不大去刺人。他们都说我多好多好，其实你看我现在，并没有做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捐钱他们说不得了，其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我们解放军，哪里有困难、灾难，终归是跑到最前头。他们甚至有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呐，我就坐在家里，拿出这点钱捐了，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说得我都有点惭愧，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年龄了，如果真的时光倒流几十年，我也许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还可以出力，我能做的事情我去做了，就能心安理得。

 许戈辉：我觉得您是属于那种心肠软、性格硬的人。您同情弱者，但是面对艰难困苦，您不低头不弯腰，自己抗过来。您还是蛮理性的一个人，虽然您做的是很感性的艺术事业。

 秦怡：对，我是属于外柔内刚的人。我很理智，但我也是感性的，你看我这种软心肠就是很感性。我小时候坐那种人力三轮车，会用一种自己觉得会减轻重量的姿势坐，其实还是你这个人的重量，但小时候就是这样，同情心很强。就算有人做了对我很不利的事情，我也不会反过来去打击他，只是希望他自己明白。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

     周国平在《世态》这篇随感里说：

    “ 耶稣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它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它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在这里，狗应指邪恶之人，他们害怕和仇恨神圣的东西，猪应指愚昧之人，他们不识珍珠的价值。

     可是，反过来问一下，一个人倘若崇敬神圣的东西，怎么会把它丢给狗呢，倘若知道珍珠的价值，怎么会把它扔给猪呢？ 有两种可能。其一，他太轻信，看不清邪恶者和愚昧者的真面目，把狗和猪当作了人。其二，他太自信，认定真理的力量足以立刻感化邪恶者，启迪愚昧者，一下子把狗和猪改造成人。这正是虔信者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爱情能否专一

                                        周国平

    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在这两种含义之外苛求爱情的专一，我认为是对人性的无知。 

    向天下情侣和仍然相爱的夫妇问一个问题：你能否容忍你的情人、妻子或丈夫在爱你的同时还对别的异性动情？我相信，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这么说来，爱情应该是专一的了。

    再问第二个问题：你在爱你的情人、妻子或丈夫的同时，能否保证对别的异性决不动情？我相信，如果你足够诚实，回答基本上也是否定的。这么说来，爱情又很难是专一的了。

    其实，专一是爱情的要求，却不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的本性。凡是身心健康的男女，我的意思是说，凡是不用一种不自然的观念来压抑自己的男女，在和异性接触时都会有一种和同性接触所没有的愉快感受，有时这种感受还会比较强烈，成为特别的好感，这乃是一个基于性别差异的必然倾向，这个倾向不会因为一个人已经有了情人或结了婚而完全改变。

    所以，不妨说，天下的男女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花心的。那么，天下的爱情岂不都岌岌可危了吗？我想不会的，原因是在每一个人身上，一方面固然可能对不止一个异性发生愉悦之感，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得到专一的爱情，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忠贞的爱情是靠了克制人性的天然倾向才得以成全的。不过，如果双方都珍惜现有的爱情，这种克制就会是自愿的，并不显得勉强。

   性爱的排他性，所欲排除的只是别的同性对手，而不是别的异性对象。它的根据不在性本能中，而在嫉妒本能中。事情够清楚的：自己的所爱再有魅力，也不会把其他所有异性的魅力都排除掉。在不同异性对象身上，性的魅力并不互相排斥。所以，专一的性爱仅是各方为了照顾自己的嫉妒心理而自觉地或被迫地向对方的嫉妒心理做出的让步，是一种基于嫉妒本能的理智选择。

   可能性是人生魅力的重要源泉。如果因为有了爱侣，结了婚，就不再可能与别的可爱的异性相遇，人生未免太乏味了。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真正善于欣赏可能性的魅力，你就不会怀着一种怕错过什么的急迫心理，总是想要把可能性立即兑现为某种现实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你表面上似乎得到了许多，实际上却是亲手扼杀了你的人生中一种最美好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说，在你与一切异性的关系之中，不再有产生真正的爱情的可能性，只剩下了唯一的现实性——上床。 

    除去卖淫和变相的卖淫不说，我不相信一个女人和你在肉体上发生亲昵关系而在感情上却毫无所求。假定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出色的男人，而这个男人譬如说有一百个追求者，那么，她是愿意他与一百个女人都有染，从而她也能占有一份呢，还是宁愿他只爱一人，因而她只有百分之一的获胜机会呢？我相信，在这个测验题目上，绝大多数女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性是爱侣之间示爱的最热烈也最恰当的语言，对于他们来说，贞洁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护这语言，不让它被污染从而丧失了示爱的功能。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在爱，他就应该自愿地保持贞洁。反过来说，自愿的贞洁也就能够证明他在爱。

    昨晚看《我在美国当妈妈》一书，文字朴实，娓娓道来，真正应验开卷有益四字。

    照例看完后一边觉得学到了东西，一边对比之下，觉得自己这个做妈的不称职，惭愧和内疚之情油然而生。总是这样，很容易自责。以前，自责之后是对自己深深的不满。就像我有几位朋友，真是非常优秀的女子，事业可谓成功，家庭可谓幸福，孩子可谓出色，每次看到她们不断前行留下的足迹和心得，总是自惭形秽的很，觉得自己和她们相比，差的很远，怎样都无法赶上她们，心里常常有着深深的失落。

    这种情绪就像是一朵灰色的云。虽然她们原本是我生活中的阳光，我可以从她们身上汲取到优秀的品质，受到她们为人处世的启发，视她们为学习的榜样。可是近来却常常变成自叹弗如，进而自怨自艾。这其实是自己性格上的一种弱点。

    刚毕业那会，教一群中学毕业的孩子。他们大多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而进了中专，许多同学心里都有些自暴自弃。为了鼓励他们，我常常让他们和自己比，看看今天的自己是否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只要自己在进步，就是成功的。时隔多年，我该把这句话送给自己了。

    生活永远都在改变。也许昨天自己在周围的人群中鹤立鸡群，表现卓越；可也许明天因为遇到了更优秀的群体，或者际遇的无常，生活得黯然失色，艰辛不易。可是，我们永远不该为此丧失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无论顺境，逆境，重要的是自己平静的心境。心静了，智慧才会生长。

    要学会客观的看待自己和他人。“人比人，气死人”，更何况，很多情况下，人和人是没有可比性的。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注定了不同的人生之路。更客观的情况是，人生而是不平等的，有的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而有的出生就意味着被遗弃。所以，我们只要和自己赛跑，当然，这个和自己赛跑并不是关上门在自己家里跑，而是要勇敢的跑到大路上去，去看看那些跑的比我们快的人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参照。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而是为了超越自己。经过学习，我们跑的比以前快了，甚至跑的越来越快了，这就足够令我们欣慰和无憾了。

周末和朋友一起喝茶，听老歌。放到张学友的，朋友说：四大天王里就他的歌还能听听。点了几首，朋友又说，张只有一首歌好听，叫《你好毒》。我们几个都没听过这首，于是满怀着期待和好奇来听，听罢，与其说好听，莫若说好笑。

我们一致不觉得此歌好听，甚至觉得唱这样的歌简直辱没他的歌神形象。朋友急哧吧咧的补充，这歌好听极了，歌词有意思，有段时间我老公一直唱呢。

哦，原来如此。歌其实被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和记忆，于是被珍藏。

想想自己，何尝不是？那些深深喜欢的歌，哪首后面不有一段自己的故事，或许记载了一个人，或许记载了一段生活，又或许记载了一份心情。

喜欢学友的《夕阳醉了》，却不是听学友唱的，而是在高中时的班级活动中。我们一位男同学，极陶醉的演唱了这首，当时的伴奏还是用的磁带。因为这首歌，我至今都记得他的名字，白净面庞上洒脱的表情和米黄色的休闲西服，甚至还顺带记住了他爸爸的职业—据说是音乐学院的。再甚至还记得自己听说了这个“据说”后的反应，在心里说“哦，怪不得他唱的那么专业啊！”

喜欢毛阿敏的《烛光里的妈妈》，是在离开妈妈去外地求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还没装电话，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团聚。为了让妈妈放心，不让妈妈担心，家书中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在外求学，寄人篱下，多少的委屈，多少的思念！多么想对妈妈倾诉啊！以前在家里一天不知要叫多少遍“姆妈”，可是妈妈不在身边，只有唱歌的时候才能喊声“妈妈”。于是每次唱起第一句“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一出口，声音马上就哽咽了，可是越哽咽越要唱。因为这首歌就像是在诉说心声，是对着远方的妈妈说出自己心底的话。而每次唱到最后“妈妈，相信我，女儿自有女儿的报答”，又让自己擦干眼泪，好好努力，做个让妈妈欣慰的好女儿。

喜欢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对此歌最深的印象是青葱岁月里的东海之边。学农的间隙，我和好友琳一起去海边。天空是灰蒙蒙的，海水也是灰蒙蒙的，滩涂更是灰蒙蒙的，我们坐在石头上聊天。琳央我唱首歌，我便对着大海动情的唱了这首歌。唱完良久不见她说话，回头看她，才发现她在抹眼泪。那样的年纪，总是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哀愁，总是那么容易被打动。

喜欢……，从小到大，有过太多太多喜欢过，和依然深爱着的歌和歌手……

朋友说：歌手有两种，一种是好的坏歌手，一种是坏的好歌手。我非常赞同。

比如张信哲，早上在电台里听到他的《爱如潮水》。当年这是首风靡一时的歌，我也非常的喜欢。可是现在却不喜欢他的嗓音了，歌是好歌，他唱的也很完美，只可惜不该是那样的嗓音。再如费玉清，我实在是越来越不喜欢听他的歌了。中学时候，听他的《一剪梅》，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次次的跟着他的歌感受着荡气回肠，似乎能嗅到那一剪梅沁人心脾的幽香。可是现在即使听他的《传奇》，也只是觉得歌词真好。他的唱功是日臻完美了，真的如行云流水了，然而你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技巧。

而王菲的《传奇》，同样的词曲，却如此空灵，倏忽一下，就钻进了你的心里，而且钻进心里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像是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飘进了你的眼里，悄无声息，不落痕迹，可是它曾停留的地方却分明湿润了。所以王菲是第三种，好的好歌手。

那坏的好歌手是谁呢？我以为首推罗大佑。他的音色一听就不专业，他的普通话更糟。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不经意的就带着你走进了歌曲里的世界。更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前面走走停停，你偏偏着了魔一样的跟在他后头，随着他的悲喜而悲喜，随着他的感慨而感慨，随着他的回忆而回忆着自己的往昔。一曲终了，你也跟着他深刻了，坦然了，伤心了，开心了，怅然了，洒脱了，……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绪，一曲听罢，你都会似一个感冒的人喝了碗热腾腾的姜汤，逼出了一身汗一般的酣畅淋漓；又似酷暑天气，喝了杯冰镇的茉莉花茶般的满口余香。

    我的音乐魔盒里，藏着曾经爱过的歌曲和歌手，藏着唯有自己知道的喜怒和哀乐。